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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作海被曝身陷传销迷局经济邪教为何屡禁不

发布时间:2019-07-01 11:00:17

  赵作海被曝身陷传销迷局 “经济邪教”为何屡禁不止?

  一个备受社会同情、曾含冤坐牢11年的“杀人犯”赵作海,在平反1年后却在宁夏贺兰县身陷传销的泥潭。传销,猖獗数十年的“经济邪教”为何屡禁不止?老实本分的老百姓如何竟执迷一夜暴富的骗局?  11年冤狱刚平反又陷传销陷阱  赵作海,这位年近60岁的河南商丘农民,曾因冤假错案被判处死缓,坐牢11年至2010年才平反,获得国家赔偿款及困难补助65万元。时隔1年,他与妻子李素兰到宁夏贺兰入伙传销,越陷越深,还把国家给的赔偿款也搭进去了数万元。  宁夏新消息报铁志平说,今年7月,赵作海无意中透露自己在宁夏贺兰县进行“资本运作”,后被媒体曝光,赵所说的其实就是传销。  据了解,赵作海参与的传销组织祭出“西部大开发”的大旗,号称“扶贫工程”“人力资源项目”“秘密工程”,入伙每股3800元,按照“五级三进制”呈几何级数拉人头。终入伙者出局,实现从打地铺到住别墅的“人生飞跃”。  所谓的“西部大开发”传销组织,并非新鲜事物。据调查,早在2008年,这个传销组织就渗透到宁夏固原市。传销者从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苏等地涌入这座小城,不仅使当地传销蔓延,还曾引发绑架杀人等违法犯罪活动。经过几年的重拳打击,这个传销组织在固原市渐无藏身之地,却又“转场”到贺兰县。  “传销组织鼓吹的‘西部大开发’优惠政策、重大工程,纯属子虚乌有,都是掩人耳目的谎言。”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说。  8月9日,来到宁夏贺兰县太阳城C区赵作海夫妇租住的楼房,反复敲门无人应答,房内毫无动静。多次拨打赵作海夫妇的,均在关机状态。贺兰警方调查发现,赵作海夫妇已离开贺兰县暂避风头,但不知其去向。  有知情人称,赵作海的一些同乡抱怨赵作海的“名人效应”毁了他们在贺兰的传销生意,催促他赶紧离开。  “马蜂窝”驱而不散 定罪量刑取证难  赵作海平反不到1年,又执迷不悟陷入传销,再次暴露出传销惊人的蔓延势头。  宁夏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说,如今传销已遍布全国各地,从初的实物传销,逐渐演变为络传销、集资入股传销等各种形式,出现花样繁多的变种,不仅更加隐蔽,还更加智能化。  而且,传销者的结构也在悄然变化。过去,传销者以农民居多,而在宁夏走访发现,近几年当地发现的传销者中,拥有大专、本科等高学历的人在增多。云中认为,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,极容易被传销组织那套“不吃苦中苦,难为人上人”的成功哲学击中。  调查发现,传销在隐蔽发展中形成两条灰色利益链。一条利益链是传销者。他们被洗脑后梦想一夜暴富,加之投入了全部积蓄,因此面对执法人员,常常非但不领拯救之情,反而躲躲闪闪,甚至进行围攻。  另一条利益链是衍生于传销行为周边的人群。传销者的聚居造成租房需求量大,当地租房价格水涨船高。据贺兰县政府介绍,去年以来,当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均价从每年5000元陡涨到今年年初的1.5万元。房主虽然清楚传销者的底细,但在利益的驱使下,却并不会举报。  受此影响,打击传销行动掌握线索不易,深挖犯罪更难,极易陷入“捅马蜂窝”式的境地。不少传销者遣而不返,驱而不散。从宁夏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,宁夏2009年至2010年共遣返、驱散涉嫌传销人员6935人,力度不可谓不大。但今年季度,宁夏遣返的涉嫌传销人员已与2010年全年人数持平,捣毁传销窝点数同比上升800%左右。  “打击领导组织传销犯罪活动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的难题。”贺兰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清说,为加大打击“经济邪教”的力度,《刑法修正案(七)》增加了领导组织传销罪的新罪名。但按照相关司法解释,构成这一罪名须同时满足传销者属传销组织三级以上“经理”和发展“下线”30人以上等要件。  “‘上线’与‘下线’多半是亲友关系,‘上线’被抓,‘下线’随即逃往各地,找到30个‘下线’难上加难。”贺兰县公安局政委韩闽学说。  统计显示,宁夏公安机关2009年至2010年刑事拘留涉嫌领导组织传销的头目104人,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却只有36人,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数更少。  反传销需建常态化机制  我国近年来加大打击传销力度,先后通过《禁止传销条例》《刑法修正案(七)》等法律法规,但传销依然屡禁不止,全国各地均有发现,但与东部地区相比,中西部地区显得更为突出。  对此,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分析,传销者多为农民,他们集中一地,需要大量租房,东部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,同时近年来对传销打击力度较大,传销的空间被大大缩减。与东部大都市相比,中西部地区房租较低,成为传销者聚集的新目的地。他认为,中西部地区应当进一步构筑、健全防范、打击传销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。  目前,贺兰县已针对当地严峻的传销形势展开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,对县城92个小区进行格式清查。众多来自外地的传销者纷纷离开贺兰。贺兰县的租房均价已从年初的1.5万元,下降到目前的1.1万元左右。在县城的火车售票点,每天都有上百名操有河南、安徽口音的人排队买票。  宁夏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认为,当前打击传销“运动式执法”色彩仍然浓厚,当务之急是建立常态化的预防和打击机制。各地应采取“稳扎稳打,步步为营”的方法,通过以房管人、以证管人等方式摸清底数,建设无传销村社、无传销县区,以举报奖励方式鼓励全民参与打击行动。  “遏制传销蔓延还亟待建立、健全跨区域协调机制。”云中说,传销人员户籍所在地应根据特殊的地缘、人缘优势,对有可能被发展成下线的亲友等人进行重点预防和提示,传销者被遣返后也可及时进行教育。  然而,目前传销者发现地与户籍所在地信息互通几近空白,遑论协调合作。固原市曾尝试向传销人员集中的地级市发出协作函,却是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  “传销组织的攻心术、洗脑术非常精细,而反传销宣传却停留在挂横幅、发传单上”。兰州大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魁说,加强传销者的教育既不专业,也很缺乏,亟待组建社会化的反传销宣传公益组织,帮助传销者“脱毒”。  杨魁进而认为,传销组织近年来不断生出不少变种,手段更加隐蔽,与之相比,法律法规对传销的界定显得比较模糊,应当进一步加以厘清,便于实践操作。  此外,他认为,传销近年来呈现智能化的新特点,有些传销组织成立智囊团,专门研究洗脑的法门,钻法律的空子,并制定应对公安、工商执法的对策。与之相比,打击传销的执法力量在专业程度上还有待提高,对传销发展规律的系统研判也较缺乏。  他还建议,“有关方面应通过更多真实的个案向公众宣传传销的恶果。如果有几个局内人向公众现身说法、揭露其丑恶面目,其打击和预防效果不言而喻。”杨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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